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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監察御史選拔制度探析

作者:未知

  摘 要:清代極為重視監察御史的選拔,經過前期演變,至乾隆二十九年監察御史選拔規定趨于定型。從出身而言,進士出身的監察御史占據大多數,而以進士和舉人出身的監察御史占了絕大部分。從原任職務而言,雖然不同時期存在差異,但自乾隆朝以來監察御史大部分來自翰林院編修和六部郎中,翰林院檢討與部院員外郎雖然也有,但遠少于編修和郎中。有清一代通過限定考選資格、嚴格考選程序等一系列措施,確保將忠君敢諫、勤敏練達、才品優長、剛正不阿的人員選拔進入監察隊伍,正是通過對監察官員的嚴格選拔與任用,才使得清代監察制度較好地發揮了應有的作用。
  關鍵詞:監察御史;乾隆朝;出身;職務
  中圖分類號:K24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257-5833(2020)03-0150-12
  作者簡介:劉社建,上海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上海 200020)
  一、文獻回顧與問題的提出
  有清一代十分重視監察官員的選拔,康熙帝稱御史為“柱下一星、列曜太紫、下飭官方、上參國是”①,對監察官員寄以厚望。在監察制度定型的前提下,監察制度能否充分發揮整綱飭紀、繩愆糾謬、維護皇權、鞏固統治的作用,監察官員整體素質及其發揮作用狀況至關重要。正是對監察官員特別重視,清代自順治朝始就不斷健全完善監察官員選拔制度,經過順治、康熙、雍正三朝與乾隆前期的演變,至乾隆二十九年(1764)監察官員選拔規定趨于定型。本文首先以乾隆朝所選拔的監察御史為研究對象,通過定量分析考察研究乾隆朝監察御史出身以及原職務情況,再把乾隆朝監察御史選拔情況與此后嘉慶至光緒等朝選拔情況予以對比,并在此過程中考察分析清代監察御史選拔規定的特征以及沿革與變動狀況。
  之所以選擇乾隆朝為首要研究對象,是基于以下原因。第一,清代監察制度在乾隆前期才真正定型,包括將監察御史明確劃分為十五道,以及明確給事中和監察御史品級等。第二,乾隆朝共六十年,時間足夠長,有足夠的考察樣本。第三,乾隆二十九年(1764)監察御史選拔制度定型,可以乾隆二十九年為界考察有關人選出身及原職務變動情況。此外,由于順治、康熙、雍正三朝監察官員選拔既包括給事中也包括監察御史,而且選拔人選變動較為頻繁等原因,故重點對乾隆朝監察御史選拔人選出身及原任職務進行考察分析。
  一、清代監察制度及監察官員選拔概況
  清監察機關為都察院。入關前即設都察院,入關后不斷健全完善監察體制,至乾隆前期監察體制最終定型。都察院設左都御史滿漢各一人從一品,左副都御史滿漢各二人正三品。右都御史與右副都御史為督撫兼銜,一般總督兼右都御史,巡撫兼左副都御史。都察院下設六科、十五道等機構。六科,即吏、戶、禮、兵、刑、工六科,設給事中。十五道,即監察御史按省分十五道。給事中論科,監察御史論道,給事中與監察御史合稱科道。給事中滿漢各十二名,正五品。監察御史滿漢各二十八名,從五品劉社建:《古代監察史》,東方出版中心2018年版,第266頁。。另設筆貼式、書吏若干人。
  無論監察官員數量及品級等均經過較大演變,至乾隆前期全部定型。較長一段時期監察御史人數并不確定,至乾隆十三年(1748)方確定滿漢監察御史各二十八人,分隸十五道,十五省事務以二十八員分理故宮博物院:《欽定臺規·第二種》,海南出版社2010年版。。最初只有河南、江南、浙江、山西、山東、陜西六道頒有印信,掌印者稱掌道,余稱協道。京畿一道亦頒印信,但未專設御史。湖廣等八道皆附于河南等六道之中,稱為坐道,并不治事,只存空銜,八道事務由河南等六道分理。所有増設湖廣等八道及京畿道印信,照例鑄給。乾隆十三年(1748)將京畿道與河南等道合為十五道,至此十五道正式定型。滿御史亦照漢御史之例分隸十五道,定為某道監察御史。在明確監察御史人數的基礎上對于監察官員品級亦予以明確規定,乾隆十七年(1752)規定,六科給事中品級不變仍為正五品,監察御史俱改為從五品,均不必試俸故宮博物院:《欽定臺規·第二種》,海南出版社2010年版,第551頁。。乾隆二十年(1755),將河南道與京畿道互換所掌,舊隸河南道之事由京畿道辦理,舊隸京畿道之事由河南道辦理。至此監察制度全部定型故宮博物院:《欽定臺規·第二種》,海南出版社2010年版。。
  本文所討論的監察御史僅限漢監察御史。漢監察官員必須為正途出身。滿洲監察官員不論出身,也毋需考試雖然同治二年下諭,稱滿員保送御史向不與考殊非慎簡言官之道,要求以后保送滿洲御史,著即由各衙門堂官認真考試,擇其通曉清漢文字品行端謹者,出具切實考語保送候簡。故宮博物院:《欽定臺規·第二種》,海南出版社2010年版,第555頁。但對滿員保送御史要求較低,僅要求能通曉清漢文字,而且由各衙門自行考試,而非漢御史考選由吏部統一組織考試。。康熙十九年(1680)規定,漢官非正途出身者不準考選科道故宮博物院:《欽定臺規·第二種》,海南出版社2010年版,第545頁。。乾隆六年(1741)將漢軍并入漢人一體選拔故宮博物院:《欽定臺規·第二種》,海南出版社2010年版,第549頁。。雍正五年(1727)規定,給事中員缺將監察御史引見補授故宮博物院:《欽定臺規·第二種》,海南出版社2010年版,第547頁。,即給事中僅由監察御史升任。故此,雍正五年(1727)前選拔監察官員包括給事中和監察御史,雍正五年(1727)后選拔監察官員僅包括監察御史。
  清代監察官員選拔可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為清初至乾隆二十九年(1764),監察官員選拔對象包括外官與京官。外官主要為知縣和推官,京官包括中行評博中書科中書、行人司行人、大理寺評事、太常寺博士,簡稱中行評博。等小京官、部院部屬(郎中、員外郎、主事)、翰林院編修與檢討等。第二階段為乾隆二十九年(1764)后至清末官制改革前,監察御史選拔對象固定為翰林院編修、檢討與部院郎中、員外郎以及內閣侍讀。清末官制改革監察官員考選對象有所調整,但很快清朝就滅亡了。   二、乾隆朝監察御史的出身及原任職務考察
  自乾隆元年(1736)至乾隆二十八年(1763),乾隆朝選拔監察御史基本遵循以前規定,但也有所調整。此前知縣是選拔監察官員的來源之一,乾隆元年(1736)曾規定知縣三年行取一次,但至乾隆十六年(1751)稱知縣行取“于吏治人材毫無裨益,所當永行停止”故宮博物院:《欽定臺規·第二種》,海南出版社2010年版,第551頁。,十六年間也無一名知縣選拔為監察御史。
  (一)乾隆朝監察御史出身狀況以下有關清代各朝監察御史出身情況的資料均來自黃叔璥等撰《國朝御史題名》,光緒刻本影印本,載《續修四庫全書·史部·職官類》第751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下文不再一一注明。
  清代選拔的漢監察官員大都以正途出身,只有雍正五年(1727)至雍正十三年(1735)例外。雍正五年(1727)規定,“科道缺出,在京則令各部院堂官于各屬司官內,不論科甲貢監擇其勤敏練達立心正直者保送”故宮博物院:《欽定臺規·第二種》,海南出版社2010年版,第547頁。,但雍正十三年(1735)明確考選御史仍專用正途。自乾隆元年(1736)始選拔監察御史均為正途出身,而給事中僅由監察御史升授故給事中亦為正途。
  對于清代監察官員的出身,有學者對清一代監察官員的出身做了分析,但該研究針對有清一代劃分較為粗略,同時存在數量不夠確切之處,而且對于監察官員的原任職務未予研究經湯吉禾研究,2153名漢御史中進士1770人,舉人194人,副榜2人,貢生57人,文生員3人,蔭生14人,監生20人,官學生3人,孝廉方正1人,博學鴻詞3人,未詳88人。湯吉禾:《清代科道官之任用》,《社會科學叢刊·1卷·2期》,1934年11月,第154頁。據該研究,各分項之和為2155人,而非總數2153人。該研究精確性存疑。。
  自乾隆元年(1736)至乾隆二十八年(1763)共選拔監察御史183名,有3名出身及原職務缺失,該時段有效樣本為180名。在所選拔180名監察御史中,分別來自進士、舉人、監生、蔭生與博學鴻詞。來自進士的160名,比例高達88.9%;來自舉人的17名,比例為9.4%;其他來自監生、蔭生與博學鴻詞科的各為1名,比例僅為0.6%故宮博物院:《欽定臺規·第二種》,海南出版社2010年版,第547頁。。從正途出身者來自進士和舉人的占絕大多數,而進士出身的更遠遠超過舉人。
  自乾隆二十九年(1764)至乾隆六十年(1795)共選拔監察御史207名,有1名出身及原職務缺失,該段時間有效樣本為206名。這一時期監察御史選拔出身進一步嚴格,206名監察御史中205名來自進士和舉人,其中進士179名,占到86.9%;舉人26名,占到12.6%。其他1人來自副榜,僅占0.5%。
  監察御史均為正途出身,乾隆朝監察御史出身于進士和舉人的占絕大比例,其他出身的僅為個例。乾隆朝六十年386名監察御史中,來自進士和舉人的共382名,占到98.9%;其中進士339名占87.8%,舉人43名占11.1%。其他出身如監生、蔭生、博學鴻詞及副榜各只有1名。
  (二)乾隆朝監察御史原任職務狀況
  清代有資格考選監察御史的人選直到乾隆二十九年(1764)方始定型,乾隆元年(1736)至乾隆二十八年(1763)以及乾隆二十九年(1764)至乾隆六十年(1795)間監察御史的原職務不盡相同,總體而言翰林院編修與部院郎中占據了較大比例,也有個別監察御史由于特殊原因而由其他職務而改授監察御史。
  順治朝選拔監察官員以外官(知縣、推官)和中行評博等小京官為主,康熙朝逐步加大由六部郎中、員外郎和主事選拔監察官員的比重,同時也將翰林院編修、檢討納入選拔范圍。至雍正朝由外官選拔監察官員的數量急劇下降,由翰林院編修、檢討和六部郎中、員外郎、主事等官員中選拔的數量不斷提高。自乾隆元年(1736)至乾隆二十八年(1763)主要延續雍正朝的選拔慣例,監察御史原任職務中以翰林院編修、檢討以及六部郎中、員外郎為主,其他如六部主事以及內閣侍讀等職均較少。
  從乾隆元年(1736)至乾隆二十八年(1763)選拔的180名監察御史中,來自翰林院編修和檢討的共83名,占到46.1%。順治朝雖然有庶吉士改任監察御史,但無翰林院編修、檢討改任之例。因翰林院編修、檢討出路雍積,康熙三十九年(1700)允許編修、檢討補選監察官員故宮博物院:《欽定臺規·第二種》,海南出版社2010年版,第546頁。,但至康熙五十一年(1712)又停止編修、檢討考選給事中與監察御史故宮博物院:《欽定臺規·第二種》,海南出版社2010年版,第546頁。。雍正元年(1723)重新恢復編修、檢討考選資格,并于編修、檢討內揀選八人引見補授御史故宮博物院:《欽定臺規·第二種》,海南出版社2010年版,第547頁。,此后翰林院編修、檢討就成為監察御史的重要來源。在翰林院編修與檢討中,由于翰林院編修為二甲進士檢討為三甲進士,所以監察御史來自編修的居多。這一時期來自編修的69名,而來自檢討的僅14名。
  這一時期原任職務為六部部屬的監察御史更多。來自六部郎中、員外郎、主事的共91名,占到50.6%。由于郎中為正五品,而員外郎為從五品、主事正六品,因此由郎中選擇為監察御史的更多共64名,遠超過員外郎22名和主事5名的總和。
  除翰林院編修和檢討以及部院部屬外,其他來源雖然也有但數量極少。內閣侍讀有3名,其他國子監監丞、國子監博士、驛鹽道各1名。驛鹽道為外官,乾隆五年朱倫瀚由武進士改文職,由湖北驛鹽道擢用為監察御史,此僅為特例。
  乾隆二十九年(1764)明確規定,考選監察御史除翰林院編修、檢討與六部郎中、員外郎以及內閣侍讀允許考選外,其他如主事、評事、博士、中書均不準考選。自此,只有編修、檢討與郎中、員外郎以及內閣侍讀方有資格,但偶爾也有例外。這一時期原任編修、檢討的共86名,占到36.9%;其中來自編修53名,來自檢討23名。原任郎中與員外郎的126名,占61.1%;其中來自郎中114名,員外郎12名。原任內閣侍讀者較少僅3名。其中一名監察御史由待補國子監司業補授,此為特例。該人為曹錫寶,曾于乾隆五十一年(1786)彈劾和珅家人。乾隆五十年(1785)曹錫寶因補授國子監司業無期而特旨改授御史,是為特例。雖然其生前彈劾和珅家人無果,但和珅敗亡后被追贈為正三品左副都御史。   自乾隆元年(1736)至乾隆六十年(1795),所選拔監察御史原職務主要為翰林院編修、檢討與六部郎中、員外郎。其中來自編修與檢討共159名,占到41.2%;來自郎中與員外郎的212名,占54.9%。其他職務中內閣侍讀共6名,來自六部主事者5名,來自國子監博士、國子監司業、國子監監丞、驛鹽道者各為1名。
  (三)乾隆朝監察御史選拔情況分析
  1、監察御史均為正途出身
  有清一代特別強調監察御史必須為正途出身,順治和康熙朝嚴格執行了這一規定。雍正帝出于個人對科甲出身容易結黨等偏見,于雍正五年(1727)要求不論科甲貢監均可保送監察御史,不再對正途出身有明確要求。但雖然如此,終雍正一朝監察御史絕大部分還是正途出身,并未因不對出身做出要求而因此有大量非正途出身的官員選拔進入監察隊伍。雍正五年(1727)至雍正十三年(1735),共選拔監察御史125名,其中非正途出身者13名,略超過十分之一。13名非正途出身監察御史中,來自監生者10名,來自官學生者2名,孝廉1名根據《國朝御史題名》自行測算。。雍正十三年(1735)又明確規定監察御史仍選用正途。乾隆朝繼續貫徹監察御史須用正途出身的規定,監察御史全部為正途出身。其中正途出身者絕大部分來自進士和舉人,而且出身于進士的遠超過出身于舉人之人。
  2、監察御史原任職務以翰林院編修和六部郎中為主
  乾隆二十九年(1764)前后監察御史的原任職務情況有所不同,但大致相仿,即監察御史主要來自于翰林院編修、檢討和六部郎中、員外郎,而且來自翰林院編修和六部郎中占了較大比例。
  就知縣而言,雖然乾隆元年(1736)曾規定行取知縣三年一次,但至乾隆十六年前(1751)廢除知縣行取資格前并無一名知縣選拔為監察御史。清初知縣行取為監察官員的規定承自明代,順治朝來自知縣的監察官員較多,順治一朝選拔的238名監察御史中來自知縣的有41名。康熙朝進一步加大由知縣行取監察御史的比例,康熙帝稱從知縣中行取監察官員足以激勵人材,所以康熙一朝由知縣行取為監察官員的較多,在康熙一朝334名監察御史中來自知縣的80名,部分知名監察官員來自知縣如郭琇、陸隴其等。至雍正朝逐步減少由知縣行取監察御史的比例,主要在于知縣品級僅正七品過低而監察御史品級較高直接由知縣行取為監察官員提拔過驟,而且知縣為外官對朝廷政務運行情況不夠了解難以有效發揮作用,故此雍正朝選拔的148名監察御史中由知縣行取的僅6名。
  乾隆朝翰林院編修與檢討是選拔監察御史的重要來源。因為翰林院編修、檢討出路雍積,康熙三十九年(1700)才允許編修、檢討補選監察官員,由翰林院學士等選擇保奏故宮博物院:《欽定臺規·第二種》,海南出版社2010年版,第546頁。。該年保奏編修、檢討六員擔任監察官員,其他官員任科道官需試俸一年,由翰林院編修、檢討任者免試以示優待故宮博物院:《欽定臺規·第二種》,海南出版社2010年版,第546頁。。至康熙五十一年(1712)又停止編修、檢討考選給事中與監察御史故宮博物院:《欽定臺規·第二種》,海南出版社2010年版,第546頁。。到雍正元年(1724)才重新恢復編修、檢討考選監察官員資格,于編修、檢討內揀選八人引見補授御史故宮博物院:《欽定臺規·第二種》,海南出版社2010年版,第547頁。,此后在雍正朝編修與檢討成為選拔監察御史的重要來源。乾隆朝無論是在乾隆二十九年(1764)前還是此后,有較多的編修與檢討選拔為監察御史。編修為正七品,檢討為從七品,對于編修與檢討而言選拔成為從五品的監察御史無疑是良好的出路。翰林院編修與檢討上升空間較為有限,翰林院編修與檢討上有修撰一職為從六品但為狀元專職,再向上為從四品翰林院侍讀學士、從四品侍講學士、從四品侍讀、從五品侍講,幾乎無有編修與檢討直升之例。一般編修與檢討上升需要經過到詹事府任六品中允或贊善之職以補足升遷資格,但僧多粥少上升空間有限,正是如此編修與檢討視選拔為監察御史為良好的上升通道。中進士后點庶吉士,散館后留館任編修或檢討,再選拔為監察御史,此后外放為道府,再上升為按察使、布政使,進一步任督撫,為清代讀書人的理想上升路徑,陶澍、林則徐等均是如此。因二甲進士點庶吉士留館后授編修,三甲進士點庶吉士留館后授檢討,所以編修較檢討更有優勢選拔為監察御史。二甲進士點庶吉士并留館任職者遠較三甲進士留館任職者為多,編修總量較多且有二甲優勢,因此選拔為監察御史的編修也遠多于檢討所選拔為監察御史者。
  乾隆二十九年(1764)后六部主事不再有選拔監察御史的資格。六部郎中、員外郎與主事選拔監察御史的資格經歷了一個變動的過程。清初只有當監察官員缺員過多且知縣行取緩不濟急時才偶爾從六部部屬中選拔監察官員,但并非常例。康熙年間逐步加大從六部部屬中選拔監察官員的比重,但主要是從主事中考選。康熙三十六年(1697)才明確下令于漢郎中、員外郎中選拔監察官員故宮博物院:《欽定臺規·第二種》,海南出版社2010年版,第546頁。。雍正年間進一步從六部部屬中選拔監察官員,雍正五年(1727)令各部院堂官于各屬司官內保送監察官員。在加大由郎中、員外郎中選拔監察御史的同時,逐步限制主事選拔監察御史的資格。雍正十三年(1735)明確,“漢御史員缺由郎中、員外郎、編修、檢討考選;主事由中行評博升任者不拘食俸年限準其考選,由別項升授者食俸二年方準考選”故宮博物院:《欽定臺規·第二種》,海南出版社2010年版,第548頁。。乾隆元年(1736)至乾隆二十八年(1763)雖然允許主事選拔監察御史,但僅有6名主事選拔成為監察御史,主事為正六品,與正五品郎中與從五品員外郎品級上處于劣勢。由郎中選拔為監察御史的人數遠遠超過員外郎,這主要是由于無論從職務與資歷等,郎中較員外郎更有優勢。正五品郎中卻熱衷于考選從五品監察御史有著多方面原因,雖然郎中選拔為監察御史品級下降,但考選為監察御史后卻有更良好的發展前景。最重要的是監察御史升轉較為快速,流動性較快。以乾隆朝為例,六十年中選拔390名監察御史,平均每年6.5名,而漢監察御史員額為28名,意味著近四分之一的監察御史有內升外轉的資格。對于郎中而言,六部共四十七個司,郎中員額遠超過監察御史,升轉空間較監察御史更為有限。有清一代翰、詹、科、道四衙門品望最清升轉特異他官,由郎中考選為監察御史后一般而言具有更良好的發展空間。此外,考選為監察御史后,在朝會時可以掛珠而且社會地位較高。正是出于以上原因,正五品郎中才有足夠的動力考選監察御史,乾隆一朝中由郎中考選為監察御史的人數也超過由翰林院編修考選監察御史的人數。員外郎雖然也是考選監察御史的重要來源,但其數量遠少于郎中甚至少于翰林院檢討。   內閣侍讀作為監察御史的來源之一人數較少。乾隆一朝僅有6名內閣侍讀選拔為監察御史。至于國子監司業等其他職務只是偶爾為之,不但人數僅為1名,而且乾隆朝以后也無有類似官職者選拔成為監察御史之例。
  三、嘉慶至光緒朝監察御史的出身及原任職務比較
  嘉慶朝直至清末官制改革前,選拔監察御史遵循乾隆二十九年(1764)規定的標準,嚴格從正途出身中考選監察御史,監察御史主要來自翰林院編修、檢討與部院郎中、員外郎,其他來源極少。就監察御史出身而言,嘉慶十一年(1806)明確蔭生出身者作為正途允許考選監察御史故宮博物院:《欽定臺規·第二種》,海南出版社2010年版,第554頁。。由于蔭生為品級較高官員的子弟直接進入仕途而非經過科考,有評論認為蔭生考選監察御史導致監察御史素質下降,但明確蔭生有考選監察御史資格后,蔭生出身者選拔為監察御史者數量較少,并不足以影響到整個監察隊伍的整體素質。
  嘉慶一朝二十五年中共選拔監察御史260名,其中有3名監察御史出身或原任職務缺失,有據可考者共257名。此257名監察御史中,出身進士和舉人的共251名,占97.6%;其他來自蔭生者3名,來自拔貢出身者3名。
  嘉慶朝選拔的257名監察御史只從翰林院編修、檢討與部院郎中、員外郎以及內閣侍讀中選拔。其中從翰林院編修和檢討出身者129名,占到50.1%;從六部郎中和員外郎出身者124名,占48.2%;由內閣侍讀出身者僅為4名。嘉慶朝與乾隆朝相比來自翰林院編修與檢討的人數已超過來自六部郎中和員外郎的人數,而且來自編修的人數也超過來自郎中的人數。以后基本延續此種趨勢,自嘉慶朝開始翰林院編修與檢討成為監察御史的第一來源。其中有客觀因素,如在引見時一般翰林院官員排在前列以致多用,所以翰林院官員相對多選。皇帝在欽點御史時一般也較為注意平衡來自翰林院與部院的比例,免得某一來源過多而使監察御史內部比例失衡。由于翰林院出身選用為監察御史者較多,嘉慶二年(1797)規定監察御史出缺時翰林暫停引見而僅引見部屬,而等記名御史“部屬僅余二三員時再將翰林部屬一同照例引見”故宮博物院:《欽定臺規·第二種》,海南出版社2010年版,第553頁。。
  道光朝三十年中共選拔監察御史320名,其中來自進士293名,來自舉人的僅有14名,進士為選拔監察御史的主要來源。其他來自蔭生的9名,來自拔貢的4名。從原職務而言,道光朝來自翰林院編修的比例進一步上升,共145名占所有御史的45.3%接近一半,來自郎中僅有67名比例下降至20.9%。與編修比例上升相對應的是翰林院檢討數量下降,僅有16名,比例也僅為5.0%。道光朝來自員外郎的監察御史急劇上升到87名總量超過郎中比例,但僅道光朝如此。總體而言,來自翰林院編修、檢討以及部院郎中、員外郎的數量大致相等,來自翰林院共161名,來自部院154名。二者大致相當,道光帝較好平衡了監察御史的來源比例。由內閣侍讀選拔的監察御史總量仍然較少,僅為5名。
  咸豐朝十一年中共選拔監察御史148名,有關情況與道光朝既有相同之處也有所不同。同樣進士出身占主要部分,共有133名監察御史出身進士。其他數量較少,出身蔭生者僅1名,也有1名出身于副榜。從原職務而言,來自編修的仍占到一半左右。與道光朝不同,來自郎中的比例上升共51名,而來自員外郎下降至19名。來自內閣侍讀的仍有3名,來自檢討較少只有6名。
  同治朝十三年中共選拔監察御史103名,監察御史出身及原職務情況與咸豐朝基本相同。進士仍為主要出身,沒有出身自蔭生人員。在原職務中編修仍占據主要部分接近一半,來自郎中人數超過員外郎,內閣侍讀仍有2名。
  光緒朝從光緒元年(1875)至光緒二十六年(1900)二十六年間共選拔監察御史223名《國朝御史題名》中光緒朝監察御史名錄僅到光緒二十六年。,監察御史出身及原職務與以前基本相同。進士仍然是監察御史的主要來源,占到85.2%。監察御史原職務中來自翰林院編修、檢討與部屬郎中、員外郎的比例大致相當。編修是監察御史的主要來源接近一半,而來自檢討者只有8名。部屬中原任職務為郎中得仍然占據優勢為71名,員外郎只有37名。
  嘉慶等五朝監察御史出身及原任職務總體情況大致相同。進士是監察御史出身的主要來源,其他如舉人、蔭生等較少,雖然蔭生有資格考選監察御史但總量較少,偶爾也有副榜但總量也較少。來自翰林院編修和六部郎中是選拔監察御史的主要來源,尤其是來自翰林院編修的監察御史占到近一半。清帝特別注意平衡來自翰林院與六部的比例,二者也基本持平。內閣侍讀每朝均有考選監察御史者,但數量較少。總體而言,自乾隆二十九年明確監察御史選拔規定后,此后至清末官制改革一直有效遵循了該規定,這對確保監察隊伍的整體素質發揮了關鍵作用。
  余 論
  清代對選拔監察御史極為重視,對其出身及原任職務均有嚴格要求。在對出身及原任職務要求的基礎上,對監察御史的品質也要嚴格要求,要求監察御史必須忠君愛國、材品優長、德才兼備、勤敏練達,遇政治闕失直陳無隱以及勇于糾劾違法亂紀官員等。在對監察御史品質難以有效量化考核的基礎上,相對而言嚴格限制其出身以及原任職務就更為重要。對于其出身必須正途至少可保證其基本學識,對其原任職務的強調可確保其有過一定的任職資歷。也正是由于此原因,乾隆朝確定監察御史的選拔范圍時,才明確限定為翰林院編修、檢討以及部院郎中、員外郎及內閣侍讀,而把外官以及主事、中行評博等小京官排除在外。
  通過對乾隆朝監察御史出身及原職務的考察以及對此后諸朝監察御史出身及原職務的比較,可以看出清代對監察御史出身極為重視,對原任職務有嚴格要求,嚴格遵循了按正途出身以及需要特定原任職務的要求。從出身而言,進士出身的監察御史占據大多數,而以進士和舉人出身的監察御史占了絕大多部分。從原職務而言,雖然不同時期存在差異,但自乾隆朝以來監察御史大部分來自翰林院編修和六部郎中,翰林院檢討與部院員外郎雖然也有但遠少于編修和郎中。   清末官制改革后都察院官制有所變動,監察御史選拔方式相應有所調整。光緒三十二年(1906)改革官制,都察院改設都御史一人、副都御史二人,不再實施滿漢復職。給事中二十缺,監察御史四十四缺,共六十四員。給事中不再分科,統稱都察院給事中,減為二十人,升為正四品。十五道監察御史改為二十道監察御史,減為四十四人,職級未變劉社建:《古代監察史》,東方出版中心2018年版,第274頁。。保送監察御史人選不再僅限京官而擴大至外官。京官有資格選拔監察御史者,包括實缺五品以下至中書。外官有資格選拔監察御史者,包括實缺四品以下至州縣,以及候補人員曾任實缺及曾經署事確系聲望素孚政績卓著之人。同樣強調必須正途出身,稱御史為朝廷耳目之官,“非進士、舉貢、蔭生出身人員不得保送。此外,非學堂卒業人員不得保送,以清流品而絕奔競”《大清新法令·第二卷》,商務印書館2011年版,第158頁。。“倘所舉之員不稱其職,或日后有徇私黷貨情事,一經發覺,定將原保大員一并從重懲處不貸。”《大清新法令·第一卷》,商務印書館2011年版,第41頁。
  總體而言,清代極為重視監察官員的選拔,通過限定考選資格、嚴格考選程序等一系列措施,確保將忠君敢諫、勤敏練達、才品優長、剛正不阿的人員選拔進入監察隊伍,正是通過對監察官員的嚴格選拔才能確保監察制度發揮相應作用,因此清代監察制度才較好發揮了應有功能。在嚴格考選的基礎上,清代還構建了一系列健全完善的激勵約束機制,以促進于監察官員認真履職。正是在健全完善的選拔制度的基礎上,確保將優秀人才選拔進入監察官員隊伍,才能使監察機構有效發揮整綱飭紀、繩衍糾謬的應有作用。
  (責任編輯:陳煒祺)
  Abstract: The Qing Dynasty attached great attention to the selection of Imperial Censors. After the early evolution, the selection mechanism tended to be matured in the 29th year of the Qianlong Dynasty. In terms of the class origin, many of Imperial Censors were Jinshi, and most were Jinshi and Juren. In terms of the original job position, although differences existed in different period, many of Imperial Censors were from Hanlinyuan Bianxiu and Liubu Langzhong since the Qianlong Dynasty. There were Hanlinyuan Jiantao and Buyuan Yuanwailang, but they were much less than Bianxiu and Langzhong. A series of measures were taken, such as limiting the qualification of examinations and obeying the strict selection process, which ensured loyal、smart、excellent and principled candidates to be chosen. This is the reason why the supervision mechanism has taken great effects on the anti-corruption in the Qing Dynasty.
  Keywords: Imperial Censors;the Qianlong Dynasty;Class Origin;Job Po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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